（年扬州转基因品尝会上演讲稿）
大家好！
有一首尽人皆知的唐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首诗很符合我今天的情景，从湖北黄鹤楼边，烟花三月，来到美丽的扬州。演讲的题目是《中西医分道扬镳处》，中西医间仿佛有很深的离愁别恨，犹如孤帆远影，逾离逾远。总有人试图拉近它们，使它们再结合；这是不可能的，离得很远了，拉不回来的。
中西医是从哪里、什么时候开始分道扬镳的呢？
对比中西医学史，可以发现有三个节点使中西医彻底分道扬镳：希波克拉底的眼见为实、威廉.哈维的实验为真、科克伦的循证为信。
学医的，没有不知道希波克拉底的。这位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巨人留给后世的真正不竭的财富是什么呢？他的《誓言》流传至今仍作为医生的医德规范，可是，中国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伦》较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使医学脱离神学自成体系，并开拓了现代医学各分支的雏形，内科、外科、传染病学、流行病学、解剖、生理、营养学等；他留下的箴言许多直到今天仍然熠熠生辉。然而，我认为，“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对医学最大的贡献是其重视观察，不轻易假设的思想，这一思想奠定了医学万世不拔之基。巨著《希波克拉底文集》就是一部观察实录。他不仅极其仔细的观察了疾病：病程的演变、症状的特征、各类体征、疾病的预后等等；也进行了令人惊讶的流行病学观察。
如：
在《流行病论》中记录了一种病：“这种热病的患者通常有口腔溃疡、疼痛，生殖器排出物过多，器官内外疼痛且出现肿块，鼠蹊部有肿胀感等症状。双眼水肿、发炎、流泪，眼病呈慢性过程并且有疼痛感。起于眼睑，弥漫到眼的内外，导致很多患者的视力受损。还有出现在其他部位的疮疡，特别多见于生殖器。”这种观察极其仔细，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拿来作为示范，进行病例分析，很符合白塞病。中医典籍中则几乎见不到这样今天仍然可以拿来进行病例分析的记载。
在《气候水土论》中对两个城市C城和B城进行了精微的对比观察研究，以解释不同地理、气候、水土对健康的影响:“与C城相反的是，B城位于夏季白天朝向北的方位。它能避开较湿热的南风，所以这里的水质相对C城来说比较凉且硬。此地的居民肌肉发达，但身形消瘦。这样看来，他们消化器官的下端容易发生便秘、硬结，上端则比较宽松。并且头部硬而健康，但是，大多有内伤的倾向......这个地区常见的地方病为胸膜炎及其他急性疾病......眼炎这种疾病也困扰着这些居民，这种炎症带来的疼痛生硬而强烈，并且会迅速恶化，导致眼破裂的严重后果。鼻病是30岁之前的居民容易在夏季患上的病，这种病例不多，但通常病情都比较严重。我调查出的其他情况还有：B城的居民性情比较彪悍；他们比其他地方的人寿命更长；若是生了痔疮，既不会化脓，也不会恶化；该地的妇女们，则由于常年饮用硬而冷的水质，身体难以吸收更柔软的水分营养，所以多患有不育症；她们的月经紊乱，表现在量少并且经期异常；孕妇很少流产，但难产的现象则很多；产后奶水比较少，因此不容易抚养婴儿；这些妇女也容易患有产后痨病，这种疾病比较剧烈，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内脏肿胀或破裂。儿童易患睾丸水肿，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水肿会逐渐自然消退。B城的居民们，青春期通常来的比较早”。现代循证医学的观察性研究和对照的思想从这里可以找到源头。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医的《黄帝内经》，这部地位一样崇高的经典却具有完全不同的特质。它的风格是天人合一，类比联想，包囊宇内，吞吐万象。真的有帝王之风。它的主体是坐而论道，黄帝与岐伯雷公们一问一答，问答之间浮于观察，轻于假设，热衷推理。它于气候水土对疾病的影响也有过观察，但浅尝辄止，且陷入阴阳五行的哲学泥沼。
如《阴阳应象大论篇》：“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口吻完全把天地万物的规律全部参透了，远远不限于医学。牛顿的三大定律简直弱爆了，希波克拉底哪敢这样说话啊！
又如：“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这和希波克拉底的观察完全不是一回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主观臆测，风难道就生于东方？东南西北不都有风吗，风为什么就生木？与希波克拉底老老实实的观察不同，《黄帝内经》的特质是夸夸其谈，就像赵括的纸上谈兵，听起来唬得人一愣一愣的，其实毫无用处。
又如扁鹊，《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扁鹊喝了特异功能大师长桑君的神药，三十天后就能看到墙对面的人，看五脏六腑不在话下，诊脉不过做个样子。现代中医及中医史学家很无耻，他们会把“以此视病”改为“以脉视病”，会把“特以诊脉为名耳”解释为尤其以诊脉为有名。从而把“脉学之祖”的名号戴在根本不屑于切脉的扁鹊身上。扁鹊为虢太子看病时说：“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切脉望色听声写形”是望闻问切的原型，这本来说的是扁鹊不屑于望闻问切，现代中医们硬是理解成扁鹊发明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你说有多无耻。给简子看病“简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鹊入视病，出”。看病的过程只有四个字，简略到无以复加，这是汉字的特点，也是致命的缺点。所有古籍中的疾病记载都有这个特点。为了文字的美，即使古人有观察，也根本就没有记录下来。
西医史上第二位伟人是古罗马的盖伦，他的著作统治西方一千多年，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逐渐退出舞台，被称作“医学教皇”。盖伦理论认为，血液从肝脏产生，混有自然灵气，通过静脉系统，如潮汐运动般分布全身后被利用吸收；部分在心脏通过腔隔肌的小孔与左心室内的生命灵气混合由动脉系统输布全身；部分与脑髓中的动物灵气混合后输布全身。这个理论当然完全是错误的，但是，盖伦的知识体系并非是思辩的结果。事实上，他进行了大量的动物解剖和实验。只是因为手段的局限，才导致结论的错误。盖伦的目的论迎合了宗教而导致其理论被神化，这不是盖伦本身的错。总的来说，盖伦继承了希波克拉底重视观察的重要思想。
与盖伦地位相当的是医圣张仲景，他的《伤寒论》影响后世超过一千年，直到今天仍然是无可匹对的经典。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呢？我们从史书中看不到张仲景的医学实践，他既没有从事解剖，也没有从事临床的可靠记录。只在《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记录了一则传奇：“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这个记载完全不可靠，不可能有这样的医术，可以提前二十年判断病人会掉眉毛，也根本没有这样的疾病，掉眉毛半年后而死亡。据张仲景自序，他的著作来自“勤求古训，用思精”，是通过研究古人遗训，加以自己的思考推测写成。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伤寒论》中纷繁复杂的辨证体系是经过张仲景亲历的临床实践而总结出来的。
盖伦被权威化神圣化后，观察的传统中断，西方医学就此陷入黑暗时期。直到文艺复兴，以维萨里为代表的一批解剖学家，他们恢复了希波克拉底的精神，认为正确的知识来自实际观察，而不是经典。维萨里解剖了大量尸体，发现了盖伦理论的大量错误。这些发现集中在巨著《人体构造》中，一幅幅精确而又精美的解剖图谱冲破了以盖仑为代表的旧权威们臆测的解剖学理论。盖伦理论的臆测是从动物解剖而臆测人体解剖，真正完全的臆测解剖学是中医的脏腑经络理论。我们看古代的解剖图谱，真的是惨不忍睹。五脏六腑的形状、结构、大小、比例、毗邻关系都完全是错误的。在这样的解剖图谱上标注的经络和穴位，中医不可能据此精确定位，可以肯定，古人针灸都是盲扎。
医学随着观察技术的进步而进步，从肉眼到X线、显微镜、内窥镜，观察的境界随之从器官不断发展到组织、细胞、分子，医学的进展是爆炸式的。而中医，如同寡妇，一边苦守着“望闻问切”的原始手段，一边不得不偷偷使用现代技术，偷用，又坚决不给名分。
到十七世纪，哈维把实验引入医学研究，使生理学成为科学。哈维首先把定量法引入医学。他进行数学计算，心腔容纳多少血量，每搏血量是多少，每分钟搏动多少次，发现，半小时内从心脏搏出的血量之大，远远超过肝脏可能的造血量和人体可能需要的血量。因此推测，血液不可能是从肝脏造出后被全身组织全部吸收，而极可能是循环的。其次，哈维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其中著名的结扎实验，简单明了无可争辩的证明了静脉瓣的作用是防止血液倒流，静脉血从身体的远端汇聚到右心。其他的实验证明了肺循环，并预言动静脉之间存在微细的血管，即毛细血管。哈维的伟大贡献并不是他发现了心血循环，而是他把实验的思想引入了医学。
爱因斯坦有名言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中医始终没有学会的恰恰是“通过系统的实验找出因果关系”，中医是通过引经据典和思辨来确定因果关系的。
与哈维同时代的明清中医学家们最热衷的既不是解剖，也不是实验，而是注释经书，这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最喜欢做的事。《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等都有无数的注释本。张景岳的《类经》是其中著名的一部，在其序言中，张景岳这样推崇《内经》“大哉！至哉！垂不朽之仁慈，开生民之寿域，其为德也，与天地同，与日月并，岂直规规治疾方术已哉！”“经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亦岂知难经出自内经而仅得其什一，难经而然，内经可知矣。”这种赞誉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大言炎炎，与《黄帝内经》如出一辙。在这种极端的崇拜下，中医怎么可能会有进步？
二战期间，英国医生科克伦（ArchiebaldL.Cochrane，-）在年的希腊克里特岛战役中被德国俘虏，过了4年战俘生活，是2万名战俘中唯一的医生。当时战俘营中爆发传染病白喉，由于药品极度匮乏，仅有一点阿司匹林、抗酸剂和皮肤消毒药，科克伦估计至少会有数百人死于白喉。然而，结果仅有4人死亡，其中3人还主要是死于枪伤。这使科克伦无比震惊！早在年，德国学者贝林和日本学者北里就发明了白喉的血清疗法，并因此在10年后获得首届诺贝尔医学奖。而年出版的第一版《默克诊疗手册》里更是收集了75种白喉疗法。难道说，这些治疗都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积累几千年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到底有无效果？怎样确定它？这是人类第一次对医疗有效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正是这种怀疑催生了循证医学。科克伦有三句名言：“随机化临床试验是重要的”，由于科克伦的推动，随机对照双盲的临床试验成了疗效评价的金标准。在这面照妖镜下，大量来自经典的悠久疗法被证明实际无效。“所有随机比较试验要定期及时地予以整理与归纳，并接受专家们的评估”。这句话催生了“系统评价”，在随机对照试验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使得临床证据的产生更加及时、可靠。“有效的治疗全部免费”，这句话的精髓不是全部免费，而是“有效”二字。只有有效的治疗才予以免费。中国的医疗保障之所以那么困难，是因为我们保障的大量治疗实际是无证据证明有效的治疗。如果国家只对有效治疗买单，不会有看病贵和难。“有效”的实质就是指经过了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和系统评价的检验。
中医判断疗效要随意得多。《本草纲目》里有无数疗效断语，如：瘥、立瘥、神效、甚效、立效、甚验、效如桴鼓、甚良等等。这些断语没有任何数据的支持，瘥，瘥率是多少？我们完全不知道。管理学大师戴明说过，除了上帝，任谁都要用数据说话。中医堪比上帝啊。中医更热衷于用讲故事证明疗效。著名的刘海若事件，中医可以剔除刘海若所接受的早期急救和后期综合治疗，单单把功劳算在安宫牛黄丸上。以循证医学观点来看，就算真的只是安宫牛黄丸救了刘海若，单此一例，也毫无意义。国医大师邓铁涛也经常讲故事，比如他给徐帅看病，一剂药治好徐帅的发热等等。陆仲安给胡适看病，吹牛治好了西医治不好的糖尿病。但是，经祖述宪教授严密考证，胡适根本就没有得过糖尿病。在中医大师们的宣传资料中，有无数这样的故事。
最后总结一下：早在公元前中西医就开始分道扬镳，一个注重观察，一个沉迷于思辨；到十七世纪，分歧进一步加大，一个引入实验，一个一味捧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西医进入循证医学境界，中医依然喋喋不休于讲故事。中西医的分界非常分明。中医难道就不想引进观察、实验、循证三个重要思想，稍微科学发展一点？非不想也，实不能也。因为一旦引进，中医的理论大厦和虚幻疗效立马就会崩溃。所以，虽然中西医分道扬镳很久很远了，仍然不得不貌合神离的结合着。
谢谢大家！
余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