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城市的环境：城市与健康从我的办公桌往外看去，越过一组白色的藤制沙发，可以看到一个华丽的热带花园。我去过斯里兰卡，在印度洋的西南部，那里有把斯里兰卡和印度次大陆分开的海峡。为了写这本书，我在那个美得几乎不真实的地方待了两个星期，我的书房有一扇朝向花园的窗子，我的目光曾一次又一次地在窗外徘徊。一个遮阳棚挡住了直射进房间的阳光，紧挨着遮阳棚的是一棵椰子树，它羽毛状的叶子随风舞动，后面几步之外是一棵棕榈树，接着又是一棵，一排灌木植物和香蕉树标识出了花园的边界。草坪修剪得很仔细，就像理发师用剪刀剪出来的发型一样，草坪上面立着长大后被修剪过的小树，开着大大小小彩色的花朵。我认出了那棵巨大的开着白花的铁木树，它的味道非常甜，会被用来举行祭祀仪式，这是斯里兰卡的国树。左边的石头基座上有一个白色的亭子，白色的方形柱子托着一个沉重的砖顶，帆布做的帘子可以保护坐在亭子里喝茶或吃饭的人免受热带阵雨的影响。我的目光转到写作的房间之外时，会落到一片稻田上，稻田里有数百种绿色，掺杂着一些黄红色的点。稻田后面是丛林，又密又高，有各种各样的棕榈树、锡兰橡树、红树林和巨大的榴莲树。这里的风景里满是丰富多彩的声音，彩色的小鸟唱着花腔，带着有趣的声音跳跃，蟋蟀的叫声在后面筑起了一道声音之墙，偶尔还能听到猴子的尖叫，如果你盯着丛林前排树冠的时间足够长，就可以看到它们在树梢跳来跳去。在飞机快要到达科伦坡机场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这片土地被茂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人们从中辟出地方，修建了街道、简单的房子或飞机场，除此之外一切都是绿色的。离地面还有几百米的时候，我脑中闪过的想法是，我们要紧急降落在丛林里，在这片广阔的森林中会有一个国际机场，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年12月7日，在我到斯里兰卡度假的三个星期之前，中国官方第一次启动了北京市雾霾的红色预警，我追踪了接下来几个星期来自中国首都的报道。但是所有这些看起来离斯里兰卡都太遥远，中国的场景和我现在置身的环境之间的反差再大不过了。北京的预警等级预示着空气中雾霾的污染远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所规定的每立方米25微克的最大值，那一刻北京的这一数值超过微克，学校和幼儿园都停课了，私家车被限制上路。空气太脏了，阳光都照不到地上，为了呼吸人们不得不关上窗户。雾霾是尤为危险的，它能直接通过肺泡到达血管，并扩散到全身。这种微小的雾霾不比细菌大。据估计，在中国每年有50万人死于因雾霾污染造成的心脏病、中风和癌症。世界范围内每年有万人死于雾霾污染，据估计欧洲每年有38万人。雾霾是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产生雾霾最严重的当属汽车和火力发电站，在印度和亚洲地区，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是锅炉和人口稠密地区的小型家用燃烧设备。然而，欧洲雾霾污染最厉害的地方却不是人们所预计的那些拥有会造成空气污染的重工业企业的城市，而是巴黎、都灵、米兰、德累斯顿和斯图加特，其原因更多是因为这些地方繁忙的交通。特定的天气条件也加重了污染，此外还有不利的地理条件，比如斯图加特的盆地地形。北京的预警持续了几天就撤销了，然后过了不到两个星期，在圣诞节前期又重新启动了。在之前的几个月里，北京市的可吸入颗粒物数值每立方米就已经超过了毫克，然而官方半路上才开始严肃对待并开启预警机制。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小报亭都有多种样式的防护口罩可供选择：平的、拱形的，带图案的或带各种动物嘴型的。在我们这儿，只有在手术的前厅或者是修理店在打磨实木地板时才会用到这种口罩。我在斯里兰卡发现的风景与来自北京的雾霾信息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让我想知道，为什么人们要放弃丰富的森林和土地。实际上我在这个岛上也会遇到一些欧洲人，他们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把伦敦或柏林的生活抛在身后，来到斯里兰卡的西南部海岸过热带丛林的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此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我发现这种放弃欧洲大城市去遥远国度的乡村或森林中的生活方式是值得注意的。他们做得不对吗？我们难道就是为城市生活而生的吗？或者城市生活是否与我们的生物学和机体对立？难道我们不应该像几千年以来我们的祖先所做的那样，在森林和大自然中生活吗？城市健康面临的挑战今天，我们借助于新的技术手段了解了人类在地球上几百万年的生活在我们的基因里储存下来的生物档案，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承载着人类的历史，它始于大约十万年前的非洲大陆。我们的DNA可以比作一个图书馆，它保留了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痕迹，我们就像是生命起源的活档案。从最古老的物种卢多尔夫人和能人算起，我们作为狩猎者和采集者已经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超过12万代，大多时候，我们都是以小群体和人口聚集区的方式生活，我们没有定居下来，而是根据季节的变化寻找食物和安全的住所。在这段时间里产生了生物脚本，它是我们机体适应环境需要的依据，同时也形成了应激反应的模式，它到今天依然能引发我们的逃跑或攻击反应。在大约1万年以前，上一个冰河时代结束时，人们开始定居，建造了第一批村庄，开始耕种土地。为了不再靠偶然和狩猎的运气获取食物，人们开始驯化动物。这些发明——所谓的新石器革命——非常成功，它使人口开始增长，人类征服了地球。人类的文明史，也就是定居史从农耕时代算起的话，只有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现代生活，如果从19世纪的工业化和机动交通开始算起，或从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和数字化开始算起的话，与整个人类历史相比短得可笑。随着古老的生物进化，现在的我们生活在城市和快速变化的人造生活空间里，我们不用再靠狩猎来养活家人，不用再靠辛苦的体力劳动去采集食物。今天，只要我们想，就可以在家门口获得食物，我们的工作生活和空闲生活的大部分主要是坐在某个地方度过的，通过无线连接从面前的显示屏去了解世界。因此我们活动得也越来越少，我们的运动器官变了，肌肉变弱了，骨头不那么坚固了，此外，我们的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也降低了，这使我们的血糖升高，血脂浓度也升高了。同时，我们还经常食用加工过的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这也增加了患心脏病、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德国人平均每天坐着的时间为7个小时，有四分之一的德国人坐着的时间甚至超过9个小时。我们的城市主要是一个坐着的地方，这从儿时就已经开始了。一项对蒂罗尔幼儿园儿童的研究表明，城市和农村儿童之间的运动成绩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幼儿园的孩子用一只脚站立或侧身跳过平衡木的时候，明显比城市中同龄的孩子更熟练。工作生活也没有使这一状况得到改善，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在需要久坐的服务部门工作，年有三分之一的德国人是坐着工作的，到年已经达到44%。我们的生活很少遵循白天黑夜的外部时间变化，人造灯光消除了一天中时间的差异，打乱了我们身体内部的生物钟，世界上很多大城市的夜晚同样灯火通明。其原因是：灯光污染。路灯、华丽的橱窗和霓虹灯广告，数千个灯火通明的窗户、汽车大灯和泛光灯使夜里不再黑暗。在城市上方的夜空中，我们从飞机上经常能看到一层光罩，从地面上射出的光分散在灰尘颗粒和小水滴上，向四面八方反射，从而加强了它们的亮度。因此，一座城市能照亮比自己大得多的天空，一座3万人的城市能照亮周围25公里之内的天空。在夜晚多云的天空中灯光尤其强烈，云层对灯光的反射非常强，在某些地方照亮夜空的强度能达到人工照明的几百倍。这干扰了人类的激素平衡，而首先影响到的是褪黑素，这是由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通常，当天黑下来，对光线敏感的视网膜不再受到刺激时，褪黑素就会促使我们入睡，然而，人造灯光让这一过程受到了压制，导致了人们的睡眠障碍。另外，灯光污染在动物界也会产生影响，比如所谓的塔猎杀现象：鸟类被灯火通明的高楼误导，会朝它撞过去，导致受伤或者死亡。尤其是在春秋两季，候鸟在长长的迁徙路上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事故。从人们定居下来的那一刻起，传染病便开始了它的胜利进军。动物和人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接触，极大地简化了疾病的传播，特别是最受欢迎的肉类供应，牛肉、猪肉和鸡肉，它们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病原体的宿主。人类较大的社区吸引了老鼠和昆虫等疾病携带者，而在人口密集的地方，疾病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变得更加容易，病原体不再需要应付长途旅行，而是在人类的住所和动物的圈栏中找到了繁殖和传播的良好条件。因此，大规模的瘟疫会在城市中传播，并且会沿着城市之间的路线传播到世界各地。例如欧洲的鼠疫（黑死病），在年前后，这场瘟疫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消灭了欧洲大陆三分之一的人口，还有西班牙的流感，到年，它在两年的时间里造成了全球万~0万人的死亡。住在贫民窟的人过去和现在都很容易受到新的流行病的影响，因为他们往往缺少排水系统和饮用水供应。在19世纪，欧洲因为这一弊端而采取了公共卫生措施，它在城市居民健康方面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排水系统。在中世纪，巴黎的胡同中央会有一条排水沟将废水排走——排入塞纳河，不管怎么说，人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踩在污水上了。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在塞纳河右岸修建了第一批拱形下水管道，但是直到年，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才首次建立了全市范围内的饮用水供应和排污系统，到年它的总长度已经达到公里。年，法律规定巴黎的每个家庭都要和下水道网络相连接。在工业革命初期，德国许多城市的卫生条件也很差。在19世纪中期的柏林，人们直接将垃圾倒进施普雷河，废水从排水沟流走，后来，医院的医生和社会政治家鲁道夫·韦尔乔认识到不干净的饮用水和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的致死率之间的关系，要求建立更好的城市卫生系统，此后，这种情况才得到治理。年，柏林的内城已经有大约1万户家庭连接了下水道，到年，大概有户。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在下水道修建的关键时期有三分之一的城市税收被用在了这一项目中，但这是值得的：得流感和霍乱病的人数明显减少了，城市里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19世纪70年代，第一批下水道接口安装上时，流感的致死率还是0.8‰，44年之后的年，这一比率下降到了0.02‰。据估计，今天有10亿人生活在大城市的贫民区，占了全球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在非洲甚至有三分之二的城市人口住在贫民区，到年，世界范围内贫民区的人口数量预计将达到20亿。在这些无规划的居住区，最紧迫的就是废水问题在印度的大城市德里和孟买，有超过一半的居民没有接入下水道网络，在德里，万居民的69%的废水都没有经过处理，流经该城市的亚穆纳河实际上成了一条排污河。对于城市规划者和政治家来说，这类问题基本上是一项不可克服的挑战。要达到基本的生活和卫生水平，解决每个家庭的废水排放和用电问题，将居民与道路或公共交通网络连接起来，让儿童能够上学或去别的培训机构，医院、诊所、医疗点和药房来确保适当的医疗保健，这些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直到“卫生转折点”之前，因为卫生条件差，城市里新生儿的死亡率一直比农村高，此后这种情况才开始逆转。尽管如此，今天的传染病还是在大城市传播得更快。与人口数量相比，大城市与小城市受到的传染病的影响不成比例，这一点从美国、瑞典和巴西的数据中就可以看出来。其原因很明显：相比小城市，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和超级大城市的单个人平均每天会遇到更多的人，早晨起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班的伦敦人比汉堡或苏黎世人遇到的人要多。此外，拥有客运机场的大城市也是疾病传播的国际枢纽，这从禽流感或SARS（急性严重呼吸系统综合征）的传播就能看出来。SARS在年的春天开始传播，世界范围内有上千人死于该疾病，传染从中国南部开始，之后因为一名感染者在香港住酒店而传染给来自多个国家的多名商务旅客，在短时间内扩散到了世界各地，SARS也因此成为21世纪的第一大流行病。不过，也没必要环顾全球，我们从自己的周围就能看出传染病扩散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年初，柏林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流行病，3月感染麻风的病人超过例，其原因是反对接种疫苗的人数太多，他们中的大多数父母来自知识分子家庭，崇尚自然的生活方式。一所学校不得不临时关闭，儿科医生建议带婴儿的家长避开人口稠密的地方。普伦茨劳尔·伯格地区是疫情的中心，据当地卫生部门统计，20%的学龄儿童没有接种疫苗。柏林父母对疫苗持怀疑态度，这也使得WHO（世界卫生组织）的计划落空，WHO本来希望到年能够宣布彻底消灭麻风病，这是WHO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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