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从理论上看，我们也很难说商业化对体育事业有多大的支持作用。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以安踏为代表的大部分赞助商大多是体育用品生产者。他们的赞助费用也不过是广告费，最后当然还要羊毛出在羊身上，从出售的体育用品当中收回来。于是，赞助商一方面固然增加了体育的经费，但是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体育的成本。而且这两者绝不可能是对等的，因为赞助商总是要在其中谋取利益，所以体育成本的增加要超过体育费用的增加。两者综合起来看，恐怕还是弊大于利。因此，宣称“赞助商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没有赞助商体育事业就不可能发展”这种言论，不过是公知出于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主观臆断而已，与事实相去甚远。
年8月19日亚运游泳开赛首日，孙杨最终以1分45秒43夺冠，中国选手季新杰获得铜牌。不过赛后颁奖仪式却出现了一点小意外，季新杰穿的是中国代表团指定的白红色安踏领奖服，而孙杨则是穿着其个人和中国游泳队赞助商度的服装。
随后，安踏体育媒体对外发表官方声明：一件领奖服，不只是运动员成绩卓越的象征，更是一个国家的声誉、形象和公信力的代表。同一国家的运动员身着不同的领奖服登台，在世界体育史上史无前例，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和规则的尊重有重大影响。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我们相信中国代表团对于违纪违规的事件，将会有公正的严肃的处理决议。
应该怎样看待这一事件呢？笔者个人认为，且不说谁是谁非，至少安踏的官方声明当中表示“同一国家的运动员身着不同的领奖服登台，在世界体育史上史无前例”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事实上，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但是每一次重大国际比赛当中，从来都是穿着不同的服饰，打着不同的旗帜登上领奖台的。这个声明等于是否认了香港、澳门和台湾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和大陆属于“同一国家”。
当然，犯这种错误也不能完全怪安踏。毕竟这种“一国多队”的情况本身就是很不正常的。记得中国在年首次参加亚运会前夕，邓小平就特别强调新中国参加国际体育组织和比赛必须要以驱逐台湾方面代表为前提。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随即也表示欢迎台湾的运动员参赛，但是其必须参加选拔作为中国代表队的普通成员参赛，不能独立组队搞特殊化：
至于今天为何容许港澳 立组队参赛，笔者也不太清楚内情。不过，笔者是不太赞成这种做法的。因为每一次国际体育大赛的时候都是最容易激励民族认同感的时候，允许国家领土的一部分独立组队参赛，实际上是很不利于培养统一的民族意识的。
说着说着有点扯远了，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不少名嘴力挺安踏，宣称“赞助商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没有赞助商体育事业都办不成”云云。比如，《体坛周报》的副总编杨毅就表示：
遗憾的是，这种说法看似“理直气壮”，但是却严重违背了历史的事实。从来没有任何机构明确规定奥林匹克运动当中赞助商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或者更准确的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上形成了两大流派。一个是美国鼓吹的体育商业化模式，一个是苏联主张的体育公益化模式。不过具体在历次奥运会比赛当中，苏联集团总是稳稳地压了美国集团一头。像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当中，奖牌榜的前十名就有七个是禁止体育商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以后，体育商业化才在这些国家流行开来。但是这些国家的体育成绩并没有能够像公知们所宣称的那样会突飞猛进，反而一落千丈。比如说两年前的巴西里约奥运会，原来的七个在公益化时代能够名列前十的体育强国只剩下俄罗斯一国还勉强留在金牌榜十强的位置上，但是其成绩也大幅度滑坡了：
就中国自己看不也是一样吗？男足可以说是中国搞商业化最早，商业支持最广泛的领域。其成绩究竟怎么样呢？像女子举重这一类项目本来就没有什么商业市场可言，基本上是仍然是延续着过去的公益化体育模式。其成绩又怎么样呢？
即使从理论上看，我们也很难说商业化对体育事业有多大的支持作用。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以安踏为代表的大部分赞助商大多是体育用品生产者。他们的赞助费用也不过是广告费，最后当然还要羊毛出在羊身上，从出售的体育用品当中收回来。于是，赞助商一方面固然增加了体育的经费，但是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体育的成本。
而且这两者绝不可能是对等的，因为赞助商总是要在其中谋取利益，所以体育成本的增加要超过体育费用的增加。两者综合起来看，恐怕还是弊大于利。之所以苏联的体育支出要比美国少得多却可以取得比美国更好的成绩，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因为苏联时代的公益体育事业成本是很低的，群众基础极其广泛。同样，中国男足在商业化以后成绩每况越下，也和从事足球运动的成本不断上升，从而侵蚀了体育事业的群众基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因此，宣称“赞助商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没有赞助商体育事业就不可能发展”这种言论，不过是公知出于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主观臆断而已，与事实相去甚远。
当然，不赞成“赞助商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这种自由主义的公知论调，并不是说孙杨的这种做法就是正确的、合理的。相反，孙杨本身之所以要披另一种队服，无非还是要维护其游泳队和个人的赞助商的利益。而且这种做法给外界的观感的确是不好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把赞助商的利益放在了国家利益之上，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商业化对于体育事业和国家利益的危害。如果不信的话，朋友们可以想一想，像年首次参加亚运会那样不允许赞助商存在，由国家实行不带有任何广告的统一着装，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吗？
事实上，这次不同运动服事件本身就是运动员受到了赞助商的绑架的一种体现，说明了商业化会损害运动员的组织纪律性。而且，体育商业化对运动员的损害还远不止此。近些年来随着商业因素在体育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优秀运动员在成名之后忙着做广告代言活动，最终荒废了训练导致成绩下降已经不是个案。这一类现象显然极大的损害了中国的体育事业，只有回归公益性才有可能解决。
总之，孙杨运动服事件并不是什么“损害了赞助商利益就是损害国家利益”的问题，反而恰恰证明了商业化对于体育事业的损害已经逐渐表面化，赞助商在这种体制下很容易绑架运动员与损害国家利益。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体育事业回归公益性业已刻不容缓。
察网编辑您的赞赏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赞赏
人赞赏